如果我们能辩证地解读近代这一概念的特定内涵，那么，这里所谓的宪法则基本上可以理解为K·罗文斯登所说的那种规范宪法。

或许我们应该追问，对报告的体系做如此调整是否适当？[40]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10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在微观层面，该院也会不时地针对突发社会的情势将部分司法资源调度到一些具体问题（如司法参与地震地区灾后重建、参与打击危害幼儿园小学周边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等）的处理上。

但是，这并非政策功能的全部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仅深知政策的重要性，而且善于运用政策思维提出解决执法困境的方案。中国的耕地面积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只有通过农业的技术改造，推广先进技术，提高质量，提高产量，才能解决我们今后至少还要增长3亿人口的需求问题。[63]《〈乡镇企业法〉执法检查报告》（2000年）。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农业法制建设，进一步贯彻实施好《农业法》。

[24]《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3月18日）。最后，通知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公务员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认真妥善处理，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中央。首先，K·罗文斯登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产生出名实相符的宪法，即成活的宪法，就要向它提供对其成活是恰到好处的水土条件。

不仅是上述的宪法变动、宪法变迁理论，就连日本宪法学界围绕宪法变迁的有关争论对理解当前中国宪法规范的变动现象也同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名义宪法像一件过于宽大而不合身、因此需要放在柜底等待国民的身体成长的那种衣服，但它具有教育的功能，而且遗憾的是，其教育的功能是它目前最重要的功能。在一个本来就缺少悠久的宪法传统的国家里，实在的宪法规范如此无轻重地沉浮于变动不居的时流，在此情形之下，应该如何确立起那种有赖于宪法安定性的宪法权威，进而又确立起以宪法权威为表征的宪法秩序，最终实现依法治国（the rule of law）的核心内涵呢？面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者首先必须超越以宣传宪法精神、解说而非解释宪法内容的那种传统理论，而去探究更为本源的、更为形而上的、真正以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基础理论，才能超度出形而下世界的那种无常的苦海。甚至也正因为英国并不为实在的宪法规范这种礼法所拘而能自行宪政，所以已故的中国宪法学家何华辉曾经盛赞足见英国人具有优良的宪政素质，英国作为近代宪政运动的开拓者并非偶然。

没有实效性的法律规范，就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法律规范。就宪法变动的主要类型来说，除了通常的宪法修改之外，还有一种是通过立法、判例、国会或内阁的有权解释等情形而实现的宪法条款实质内容的变动现象。

这种问题意识与良性违宪的论点是一脉相通的。接着，K·罗文斯登指出：宪法的规范性并非自我可以设立的，而是有赖于实践的验证。K·罗文斯登认为：西欧以及美国等国家的宪法就是这种规范宪法的典型。但预备立宪之谓，本义颇具深意，实在值得玩味。

上述的近代以来中国宪政思想中的这种偏重政治因素的倾向，与实现宪政历程的整个历史事实之间，似乎也存在着互为表里、互相对应的关系。上述的有关C·施密特的宪法变动形态的经典理论，尽管对宪法变动现象做出了相当精致的分析，但实际上，宪法变动的客观现象，远比他的理论更为错综复杂。这是规范宪法形成之前所无法抗拒的宿命。毛泽东的这句话语含义之曲折、复杂，是颇堪玩味的。

对于规范宪法的形成来说这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历史准备，一种不能不加以完成的历史课题。近代中日两国君主立宪主义的成败事实，对我们具有发人深省的启迪意义，既然连日本明治君主立宪的成功都需要有一定的产业发展作为经济条件，更遑论一般的宪政的实现了。

当然，这种分类不可能完全挣脱意识形态上的纠葛，但像小林直树教授这样的一批当代日本宪法学家，本身也往往重视从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上把宪法分为资本主义宪法与社会主义宪法， 而这种分类本身则显然更不可避免地要触发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判断。无独有偶，日本推行了治产兴业，双方主要都是统治集团的成员通过从欧美购买机器来移植西方式的近代工业。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往往颁布了一个根本大法，即所谓的宪法。其实，纵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法之实，并非一种匪夷所思的宪法现象。第一种是规范说，即肯定宪法变迁的观点。一般来说，当规范和事实发生不一致的现象时，为了修正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可以采取宪法修改的手段。进言之，在严格的意义上，良性违宪本身尽管在认识论上具有意义，但基本上尚属于法理学中的一种理论，而未构成宪法学上的学说。这就决定了预备立宪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必然被期待于上层治集团，即以上层统治集团去推动立宪。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除了名符其实的民定宪法之外，还有钦定宪法，这些宪法往往是统治阶级为了防止革命，把革命消弭于未然状态之中而制定出来的。以至时至今日，强调国民性改造的论调，仍然不绝于其实，类似这种问题，既可以视为政治参加能力的问题，又可以纳入文化论的范畴。

要实现宪政主义，权力持有者和权力对象双方都有必要从那种专制主义统治技术的传统习惯中觉醒过来。纯粹的宪法学可以判断某种国家行为是否违宪或是否具有合宪性， 而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判断是否属于恶性或良性。

凡此种种，基本上都倾向着重于政治方面的准备。显然，这是两种在取向上截然相反的局限。

勿庸赘言，把实在的宪法条文看作神圣的图腾或庙宇里的神器，这是宪法学处在青铜时代所出现的幼稚病。日本学者认为，通过这个举措，资本活动的自由以及代表资本势力的经济活动的自由得以实现，这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国家的确立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二，宪法的排除（Verfassungsbeseitigung），即在维持作为其基础的宪法制定权力的前提之下，排除既存的宪法。这两个部分之中，为了维护前者，属于后者的某些条款可以一时丧失效力，这就是宪法的终止。

它表明：近代以来的中国宪政，不仅思想上曾经存在过偏向，而且在实践中也曾经准备不足。质言之，这是中国规范宪法的创世纪的时代，是成熟的宪政体制诞生之前的痛苦的前奏，而值此之际，某些实在的宪法规范即使经受冲击，又何足为惜呢？ 四、宪法规范的变动现象 然而，笔者并不是无所顾忌地为所有的、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变动现象喝彩，笔者只是意识到，直至20世纪末的今天，中国的实在的宪法规范之所以发生如此频繁的变动，稳定的宪法秩序之所以难以形成，意味着中国尚未形成类似于规范宪法意义上的宪法规范。

这种根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这样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中国宪法最终修成正果。他的观点中，存在着某种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就是：我国宪政历史的主要教训是轻视规范意识，片面地强调社会政治的必要性，有意或无意之中形成了轻视宪政的潜在意识，习惯于规范让位于现实。

对于这种冲突，我们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权的运用加以解决，当宪法解释权的运用达到极限时，才可采用宪法修改的方式，使社会基本的要求通过正常的宪法程序得到解决。最后，正像韩大元所指出的那样，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并不必然表现为违宪。

如上所述，按照K·罗文斯登的理论，规范宪法就像一种名贵的奇花异卉，而绝不是那种随处蔓生的野草。然而，事实上，毛泽东有关宪法、宪政的这个经典述，对当代中国宪法理论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而又广泛的。对于当今的中国法来说，宪法修改既是克服宪法变迁所具有的上述的那两种终极意义上的局限的一种积极的宪法变动形态，同时，适当和适时的宪法修改的重复及其成果的积累，又是促成规范宪法形成的必要条件。它与上述的宪法的废弃一样，都是通过非合法的程序即通过暴力来夺取权力并排除既存宪法的，所不同的是宪法的废弃是通过革命，而宪法的排除则通过政变，其典型的例子是1799年拿破仑一世的政变和1851年拿破仑三世的政变。

这里无疑是宣明了宪政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梁启超的思想倾向如果不说其影响至为深远的话，至少也可以说它概括地象征了此后中宪法历史中的一贯偏向。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认为宪法是统治阶级把在革命斗争中提出的民主思想和原则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制度和法律，……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对客观上已经形成的民主事实的法律确认。而从宪法规范方面来看，它自身也必须能够统合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使之纳入自己的框架。

反之，如果很轻易或者被动地认可宪法变迁，那么严格地规定宪法修改的程序就失去意义，易言之，这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精神的。如在魏玛宪法下，总结行使国家紧急权，其间，国民的基本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分就一时得以停止。